電影業與制藥業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高成本、長制作周期、市場表現的不可預測性等。好萊塢就是一個類似大藥廠的巨無霸工作室和類似生物制藥公司的小作坊共存生態圈，事實上很多制藥業的術語最早來自電影業。

比如重磅藥物的blockbuster就是指大制作、高票房的大眾口味電影，大家常說的“nobody knows anything”則是 好萊塢著名編劇Goldman的名言。2000年一個叫做Blumhouse的制片公司在大制作盛行的好萊塢創立，該公司信奉低成本模式。每部電影成本控制在300-500萬、最多不超過900萬，但出產了多部叫好又叫座的優秀影片、包括奧斯卡獲獎影片。

恐怖片是最容易低成本產出高票房的類型，所以Blumhouse主要深耕這個領域。但無論什么類型電影要成功都要能找到一個觀眾關心的社會問題、并提供一個有深度的解讀，至于是悲劇、喜劇、還是動畫并不重要，所以Blumhouse給簽約藝人最大創作自由。當然具體執行還有很多重要細節，比如對劇本和臺詞的高度嚴格審查以降低真正拍攝時的時間和成本。Blumhouse的模式其實在制藥工業能找到很多對應的現象，也值得制藥業繼續借鑒。

大眾關心的社會現象相當于未滿足醫療需求，這兩者其實都是需要專業人士人士的認真挖掘才能準確定義。晚期腫瘤和我對生活不滿意同樣過于模糊，不能通過一個療法或一個電影解決，而準確定義一個需求已經解決了問題的一半。電影對社會問題的解讀翻譯到制藥就是新藥的項目假說，而對劇本和臺詞的深度考察相當于靶點確證。

當然準確定義的需求也有大有小，有同樣水平確證數據的假說在不同適應癥開發的風險與成本也千差萬別。比如CAPS和阿爾茨海默癥都與NLRP3過度活躍有關，但前者的受眾人群很小、但開發成本和風險也比AD小很多。

Blumhouse的模式就是盡管有一個對某個社會問題的深刻見解但也只用相對簡單的恐怖片方式用最低成本去講這個故事，雖然不會產生一億美元以上的重磅電影、但也不會有重磅失誤。相當于拿到一個NLRP3抑制劑只做CAPS而放棄AD這樣的大市場。

有人說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對社會問題的深刻見解（相當于制藥一個優質靶點藥物）為何不推廣到更多觀眾接受的類型（擴大到更多、更大適應癥）呢？一是因為電影界的優質見解比制藥界的優質靶點可能更容易得到，二是前面說的“nobody knows anything”效應。IL-1抗體雖然治療CAPS有效，但向更大適應癥痛風、肺癌擴張都以失敗告終。當年Vioxx因為向前列腺癌擴張還惹來殺身之禍，導致撤市、失去了關節炎這個大標簽。

Blumhouse的模式制藥業是能找到影子的，其實10年前制藥業從傳統的重磅模式向現在專科藥的轉型就是一個集體向這個模式靠攏的行動。15年前諾華CSO Fisherman提出的基于通路藥物發現模式也是用一個低成本適應癥驗證一個假說（相當于用一個小制作看看觀眾是否認同你的解讀）、但保留向大適應癥擴展的選擇。

羅氏治療復發性(RRMS)和原發進展性（PPMS）硬化癥的Ocrevus則是用一個低風險成熟藥物美羅華在二期臨床做了一個概念驗證，然后推出專利期更長的Ocrevus。老藥新用也是一個以低成本、低風險換取可觀回報的模式，但前提和Blumhouse的成功一樣要求你有足夠的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