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Abstract

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日益受到關注，已經成為影響動物源性食品質量安全的主要風險因子之一。當前，我國基于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試驗數據開展的膳食暴露評估和最大殘留限量研究相對較少。因此，加強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風險監測與研究，構建農藥殘留監控體系，并基于大數據分析形成風險預警，及時分析研判暴露風險高的農藥，制定檢測標準與限量標準，有助于提升監管水平，保障公眾食品安全。本文探討了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來源途徑、檢測標準概況、限量制定，并提出了監控建議，旨在為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監控提供參考。

Pesticide residues in animal-derived food have increasingly attracted attention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in risk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he food. At present, dietary exposure assessments and studies on maximum residue limits based on pesticide residues in animal-derived food are relatively scarce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on pesticide residue risks in animal-derived food, establish a pesticide residue monitoring system, and utilize big data analysis for risk warning. This includes timely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high-risk exposures, formulation of detection and limit standards, and overall improvement of regulatory oversight to ensure public food safe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s, detection standards, limit settings, and monitoring suggestions for pesticide residues in animal-derived food,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trol of these residues.

關 鍵 詞 / Key words

動物源性食品；農藥殘留；監控現狀；標準；監控建議

動物源性食品是指來源于動物的食物，包括餐桌上常見的畜肉（豬肉、牛肉、羊肉等）、禽肉（雞肉、鴨肉等）、蛋類、水產品（魚類、蝦、蟹、貝類等）、乳制品等。動物源性食品能夠為人類提供蛋白質、脂肪、礦物質和維生素等人體必需的營養物質。隨著公眾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受到公眾的關注，尤其農藥殘留，是公眾關注的一項重要食品安全指標。長期以來，談起農藥殘留，公眾首先想到的是植物源性食品瓜果蔬菜中的農藥殘留，較少公眾會更進一步想到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然而，受農藥的不規范使用及環境等因素影響，動物源性食品也存在農藥污染及超標的風險。長期食用農藥殘留超標的食品，會使人體出現免疫力降低、臟器損害等中毒癥狀。近年來，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但基于試驗數據開展的膳食暴露評估（dietary exposure assessment） 和最大殘留限量（maximum residue limit，MRL）研究相對較少[1-5]。因此，加強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監控對保障食品質量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1、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來源途徑

我國是農業大國，為確保農業豐收，每年有約21 噸近500種農藥加工成1000 多種劑型施于農作物[6]。農藥是一柄“雙刃劍”，在保證產量的情況下，也成為食品的一個主要污染源，影響著食品質量安全，威脅著公眾生命健康。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的富集途徑主要包括：①直接作用于動物源性食品原料，部分農藥（例如馬拉硫磷、敵百蟲等有機磷農藥）在我國常被用來殺滅動物體外寄生蟲，即農藥經過直接接觸殘留在動物體內。②間接作用于動物源性食品原料，動物食用含有殘留殺蟲劑和除草劑的飼料作物，并在體內蓄積，即通過食物鏈間接殘留在動物體內。③通過環境富集到動物源性食品原料中，部分養殖場等地區環境污染較為嚴重，農藥也能夠通過水體、土壤等富集到動物源性食品原料中。目前，我國關于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相關規定和標準僅包含了部分農藥，例如雞蛋中氟蟲腈、蜂蜜中雙甲脒、豬肝中環丙氨嗪等。而由于農藥產品更新迭代較快、新型產品層出不窮，且均尚未開展系統有效的殘留污染調查、評估和定期監測。針對此類新型農藥，建立快速高通量精準的檢測方法能夠為監管部門提供技術支撐。

2、國內外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檢測標準概況

目前，常見的農藥按化學結構分類，主要包括：有機氯類、有機磷類、有機氮類、有機硫類、氨基甲酸酯類、擬除蟲菊酯類等，其中，有機磷類、氨基甲酸酯類、擬除蟲菊酯類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有機磷類農藥是含C—P、C—O—P、C—S—P 等基團的化合物，具有高效、廣譜、經濟、易降解等特點，被廣泛用于畜牧業，主要用于殺菌、殺螨、驅殺動物體內外寄生蟲。雖然其比有機氯類農藥更易降解，殘留期更短，但有機磷類農藥進入有機體后，會對生物體內膽堿酯酶有抑制作用，使其失去分解乙酰膽堿的能力，造成乙酰膽堿積累，易引起神經功能紊亂，從而損害機體。氨基甲酸酯類農藥屬于新型廣譜殺蟲、殺螨劑，其作用機理與有機磷類農藥類似，但差別在于有機磷類農藥對膽堿酯酶的抑制是不可逆的，而氨基甲酸酯類農藥對膽堿酯酶的抑制是可逆的。此外，不同結構類型農藥品種的防治對象及毒性差別也很大，例如氨基甲酸酯類農藥異丙威、仲丁威、混滅威、速滅威等毒性較低，由于分子結構接近天然有機物，在自然界中易被分解，殘留量低，而克百威、涕滅威等則毒性較高，在自然界降解速度慢，殘留量高。

氨基甲酸酯類農藥最早出現在20 世紀50 年代，由于高效、廣譜、對動物毒性低、原料易得、合成簡單，近年來發展迅速。自我國禁用高毒性有機磷類農藥后，氨基甲酸酯類農藥成為較主要的替代品種，也是國外普遍使用的一類農藥。近年來，我國全面禁止使用高毒高殘留的農藥，例如甲胺磷、對硫磷、甲基對硫磷、久效磷、硫胺等有機磷類農藥和涕滅威、克百威、滅多威等氨基甲酸酯類農藥，同時對一些中等毒性農藥也開始限制使用，例如毒死蜱、三唑磷等有機磷類農藥和抗蚜威等氨基甲酸酯類農藥。

2005 年歐盟發布的（EC）No 396/2005“ 動植物源性食品和飼料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 規定了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MRL。為確保動物源性食品中的農藥殘留量低于MRL，并評估消費者攝入食物的農藥暴露量，歐盟相繼針對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發布了相關文件。例如2018 年， 歐盟發布了（EU）2018/555“2019~2021 年動植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監控計劃”，計劃每年取樣2 類產品（包括進口產品），具體為牛奶和豬油（2019 年）、禽脂肪和羊油（2020 年）、牛油和雞蛋（2021年），主要對動物源性食品中聯苯菊酯、氯丹、氯吡硫磷等24種農藥進行監控。2021 年， 歐盟發布了（EU）2021/808“ 動物源性食品等產品中藥物殘留分析方法規范”，對各類農藥的分析方法的檢測精度進行了明確要求。2024 年， 歐盟發布（EU）2024/989“歐盟2025~2027 年多年期協調控制計劃”，以確保遵守農藥MRL，并評估植物源和動物源食品中農藥殘留的情況。在美國， 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由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制定，并將其列入《美國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第 40 篇第180 部分， 美國《食品質量保護法》（Food Quality Protection Act）和《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規定“設定農藥殘留限量時進行安全判定”，除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建立的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或豁免農藥殘留限量外，任何食品中農藥的殘留都是不安全的。日本《食品衛生法》中“肯定列表制度”，要求對于已建立MRL 標準的化學物質，在其食品中的含量不得超過MRL 標準；對于未制定MRL 標準的農業化學品，其含量不得超過一律標準 0.01mg/kg（豁免物質除外）。

近年來，我國制定并發布了多項動物源性食品相關的國家標準，包括GB 31658.8-2021《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動物性食品中擬除蟲菊酯類藥物殘留量的測定 氣相色譜-質譜法》、GB 31658.12-2021《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動物性食品中環丙氨嗪殘留量的測定 高效液相色譜法》、GB 5009.190-2014《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指示性多氯聯苯含量的測定》、GB 23200.94-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動物源性食品中敵百蟲、敵敵畏、蠅毒磷殘留量的測定 液相色譜- 質譜/ 質譜法》、GB 23200.93-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有機磷農藥殘留量的測定 氣相色譜- 質譜法》、GB 23200.115-2018《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雞蛋中氟蟲腈及其代謝物殘留量的測定 液相色譜-質譜聯用法》、GB 23200.103-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蜂王漿中雙甲脒及其代謝產物殘留量的測定 氣相色譜- 質譜法》、GB/T20772-2008《 動物肌肉中461種農藥及相關化學品殘留量的測定 液相色譜- 串聯質譜法》等。筆者通過統計發現相關標準及文獻報道較多的是蔬菜、水果、糧食等植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測定，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分析方法的相對較少，且覆蓋面不夠全面。同時基于實驗數據開展的膳食風險評估和MRL 推薦實踐研究也相對較少。此外，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食品安全監督抽檢實施細則（2023年版）》等相關文件中涉及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檢測的國家標準和檢測項目也相對較少。因此，應開展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風險監測與檢測方法研究，并對市場流通的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進行評估，依據評估結果將其納入重點監控的范疇，提升監管的靶向性，為相關標準和法規文件的制定提供數據與技術支撐。

3、推進我國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制修訂

MRL 是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重要指標，也是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監管的判定依據。很多國家和地區已評估并制定了農藥及環境污染物在動物源性食品中的MRL 標準，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目前，我國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涉及相關標準包括：GB 2763-2021《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GB 2763.1-2022《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2,4- 滴丁酸鈉鹽等112 種農藥最大殘留限量》、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獸藥最大殘留限量》和GB 31650.1-2022《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41 種獸藥最大殘留限量》等。GB 2763-2021《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中規定了564 種農藥在376 種（類）食品中10 092 項殘留限量標準，全面覆蓋了我國批準使用的農藥品種和主要植物源性農產品，農藥品種和限量標準數量達到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 相關標準的近2 倍， 標志著我國農藥殘留標準制定工作邁上新臺階。但該標準主要針對的是果蔬和稻谷等植物源性食品，對于動物源性食品僅規定了部分農藥在肉、蛋、奶等日常消費的動物源性食品中的MRL。例如肉類、蛋和奶及奶制品中的硫丹、五氯硝基苯、艾氏劑、滴滴涕、林丹、氯丹、七氯7 種持久性有機氯農藥，以及甲氰菊酯、聯苯菊酯等多種菊酯化合物的MRL，并提出了配套檢測方法及參考檢測方法[7]。此外，在《食品中農藥殘留風險評估指南》和《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制定指南》中涉及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評估的內容也相對較少。GB31650-2019《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獸藥最大殘留限量》和GB 31650.1-2022《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41 種獸藥最大殘留限量》中收錄了既可做獸藥也可做農藥使用的化合物，規定了牛、豬、羊等動物源性食品中雙甲脒、阿維菌素、氟氯氰菊酯、三氟氯氰菊酯、氯氰菊酯、環丙氨嗪、溴氰菊酯、二嗪農、三氮脒、倍硫磷、氰戊菊酯、氟氯苯氰菊酯、氟胺氰菊酯、伊維菌素、馬拉硫磷、辛硫磷、巴胺磷、氟苯脲、氯芬新、埃瑪菌素等農藥MRL，但是未指定檢驗方法。此外，上述標準中還要求進行農藥檢測時應特別注意方法的適用范圍和靶組織要求，還需注意樣品制備的取樣部位要與標準中對應靶組織要求一致，進行判定時需注意不同靶組織的殘留限量差別。

上述要求與CAC 等國際組織及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限量標準相比，無論在格式上還是內容上都有很多相同之處。例如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針對豬、牛、羊、馬、雞、鴨等動物的肌肉、肝臟、腎臟和脂肪等組織以及禽蛋中的農藥殘留制定了限量標準。歐盟制定豬肉中農藥殘留MRL共390 項；日本制定豬肉中農用化學物質MRL 共403 項，其中與農藥殘留相關的284 項。我國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獸藥最大殘留限量》對豬肉中三氟氯氰菊酯、二嗪農、倍硫磷、氟胺氰菊酯、伊維菌素、馬拉硫磷、辛硫磷等農藥MRL 進行了規定。除此之外，豬肉中其他類型的農藥MRL，需要參考GB 2763-2021《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 對哺乳類動物中農藥殘留MRL 的相關規定。與歐盟對豬肉中農殘的MRL 的規定相比，我國納入限量標準中的這些農藥全部被涵蓋在歐盟和日本對豬肉中農殘的MRL 的規定中，除氯丹和七氯等農藥外，其余農殘MRL 值均略大于歐盟和日本農殘MRL 值。

目前，我國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與CAC 相關限量總體基本一致，但仍存在一些差異，例如農藥種類、限量指標、配套檢測方法等[8-10]。同時，基于我國實驗數據開展的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膳食風險評估和MRL標準制定的實踐相對較少，主要是通過轉化評估CAC 標準制定。近年來，我國越來越重視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問題，制修訂了多項法規文件和相關標準，以完善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監管體系。例如2017 年發布的《農藥登記資料要求》中，對涉及飼料作物或者含飼用部位作物的新農藥，明確要求需提交畜禽代謝方面的數據資料。2020 年農業農村部發布了NY/T 3557-2020《畜禽中農藥代謝試驗準則》和NY/T 3558-2020《畜禽中農藥殘留試驗準則》，為動物源性食品農藥膳食風險評估和MRL 制定提供了技術指南。可以看出，隨著相關法規文件及標準的不斷完善，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膳食風險評估和MRL 制定，不僅要開展動物飼料中的農藥殘留試驗，還要開展畜禽代謝實驗、畜禽飼喂實驗和圈舍直接處理實驗，以提高相關法規及標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4、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監控建議

近年來，農業農村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有關部門科學規劃，重點突破，加大工作力度，標準數量快速增長，標準質量不斷提高，基本建立了符合我國國情的植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監測標準體系。但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風險監測研究與監控尚處于起步階段，雖然已經制定了一些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國家標準，但標準中的農藥種類、檢測方法和限量指標與監管實際對檢驗檢測標準的需求不完全適應。為完善農藥種類、檢測方法和MRL 指標，筆者探索性地提出幾點建議：①加強農藥登記與殘留標準制定的有效銜接，提高同步性。監管人員應下沉至畜禽、水產等養殖與生產一線，調研基層養殖業、牧草業及環境中農藥實際使用情況，保證農藥殘留風險監測靶向性與實際使用相一致。明確監測的目的性，發現殘留風險危害高的農藥種類，及時納入監測。②推動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風險監測研究工作。針對風險系數較高的農藥種類，需及時根據農藥殘留試驗及監測數據、膳食消費數據、農藥毒理學等進行風險評估，科學制定限量標準體系，使監管、抽檢、檢驗等有據可依。③進一步完善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檢測方法標準的配套性， 根據GB 2763-2021、GB 2763.1-2022、GB 31650-2019 與GB 31650.1-2022 等相關標準限量的配套檢測方法不足情況，建議盡快完善相關內容，不斷提高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的檢測方法配套性，切實滿足監管的實際需求。④近年來，個別不法分子為了提高農藥的藥效和功能，避開標準，使用標準之外的結構類似物或次級代謝物，例如在常規農藥產品中非法添加禁限用農藥的代謝成分，而上述農藥大部分沒有其代謝物檢測方法及限量標準，因此，對農藥代謝物及結構類似物的監控也應成為重點研究方向[11-12]。

5、結    語

農藥殘留對動物源性食品的質量安全影響不容忽視，基于農藥使用情況與農藥代謝規律，加強對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的監測與研究，構建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數據監測體系，形成大數據分析風險預警，及時發現高風險的農藥，能夠為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監控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撐。同時，還應加強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與配套檢測方法的制修訂工作，依據農藥的生產、使用、監測情況以及國外標準制修訂最新進展，定期跟蹤評估標準使用情況，及時動態更新標準制修訂，使限量標準與配套檢測方法滿足當前市場監管技術支撐的實際需求，切實保障公眾舌尖上的安全。

引用本文

許曉輝,王小喬,李堅*,吳福祥,王月玲,邵長春,李運,閆君.動物源性食品中農藥殘留監控現狀與建議[J].中國食品藥品監管,2024(7):9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