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Abstract
生物多樣性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生態服務，是國家的重要戰略資源，包括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3 個主要層次。我國這3 個主要層次的生物多樣性均極為豐富。近幾十年來，我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通過開展生物資源調查、收集與生物多樣性編目，基本摸清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本底；通過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等保護了重要自然生態系統和生物資源；推動了系列生態修復工程等促進野生動植物種群的恢復；保護生物多樣性逐漸上升為國家戰略，并成為社會共識。但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也面臨一些挑戰，主要表現為：生物遺傳資源的挖掘、編目仍任重道遠；自然保護地體系有待優化；栽培植物和飼養動物優良品種的喪失形勢依然嚴峻；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共享的意識和能力有待加強。未來在加強資源調查收集、優化自然保護地系統的同時，需要切實采取措施提升全民對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共享的意識和能力。
Biodiversity, including three main organizational levels—genetic diversity, species diversity and ecosystem diversity,provides material basis and ecological services for human, and serves as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s of a country. These three main levels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are all very rich. China has made prominen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recent decades as follows. By conducting nationwide biodiversity survey, collection and catalogue, the basic status of species diversity and ecosystem diversity of China is generally clear. Important natural ecosystems and biological resources have been protec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A seri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have been promoted to help the recovery of wild animal and plant populations.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a social consensu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China. Much work are required for the collection and catalogue of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The protected area system remains to be optimized. The loss of superior variet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domestic livestock and poultry is still serious. Awareness and capacity of the access to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and benefit-sharing require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 collection and optimizing protected area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practical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people’s awareness and capacity of the access to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and benefit-sharing.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生命共同體的重要組分，與人類福祉息息相關，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生態服務。然而，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自然界的影響和破壞加劇，造成物種棲息地的喪失，加快了物種滅絕的速度，并導致生態系統的退化和人類福祉受到威脅。保護生物多樣性是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1993 年正式生效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利用及其產生的惠益分享提供了全球性法律框架。2021~2022 年，在中國昆明和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辦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15 次會議提出了《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為今后生物多樣性治理提供了藍圖。
中國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并積極推動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利用。本文從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和價值出發，簡述了中國生物多樣性的本底狀況，綜述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取得的主要成就和面臨的主要挑戰。
1、生物多樣性及其價值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中各種活的生物體及其與環境形成的生態復合體，主要包括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3個組織層次。物種是生物的基本存在形式，物種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在物種水平的體現，是衡量一個區域生物資源豐富程度的主要依據。生態系統是生物與生物及其非生物環境相互作用所構成的自然綜合體。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以及各種生態過程的多樣性。遺傳多樣性也稱基因多樣性或種內多樣性，一般是指種內不同種群或同一種群不同個體之間的可遺傳變異。由于遺傳變異是物種適應環境變化、導致新物種形成的基礎，因此可以說遺傳多樣性是物種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多樣性的基礎。此外，許多基因對提高物種或變種、品種等的生產力或品質等具有潛在價值，因此遺傳多樣性還是生物遺傳改良的源泉，是生物多樣性中對人類社會最具直接使用價值的部分。具有實際或潛在利用價值的，來自動物、植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的，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材料也被稱為遺傳資源[1]。遺傳資源包括物種以及物種以下的分類單元，如亞種、變種、變型、品種、品系和類型，也包括個體、器官、組織、細胞、染色體、DNA 片段和基因的各種形態。
生物多樣性為人類的生存和美好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環境條件。生物多樣性具有直接價值，即多樣的生物作為資源可以被人們直接使用，因而是國家的重要戰略資源。全人類都在使用生物所提供的一系列產品，包括但不限于糧食、果蔬、肉、蛋、奶、藥材、觀賞植物和木材等。據統計，全世界有超過75 000 種植物是可供人類食用的，其中有3000 多種成為人類主要的食物來源，而能被人工栽培的有200 多種[2] ；全世界有超過半數的人口依賴動植物衍生的傳統醫藥治療疾病[3]。生物多樣性還具有間接價值，它可以為人類提供多種生態系統服務，如生態系統的碳匯能力、水調節、生物防治、氣候調節以及娛樂和精神享受等，因而是確保生態安全，實現綠水青山的基礎。
2、中國生物多樣性現狀
中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 根據《中國生物物種名錄》2022 版（http://www.sp2000.org.cn/CoLChina）公布的結果，我國現有植物39 188種，動物63 886種，真菌16 369 種，細菌界463 種，病毒655種，原生界生物2503種，色素界生物1970 種。此外，我國農業品種的多樣性也很高[4-5]。全世界主要栽培植物1200~1500種，我國有840 種，占全世界總數的56%~70%。涉及糧食、蔬菜、果樹、花卉、藥用、林木、飼用和綠肥以及其他經濟作物，包括1251 種栽培種，3308 種野生近緣種。一些重要栽培植物的變種和類型也較多[4]。例如，稻有50個變種和962 個變型， 小麥有127 個變種，茶樹有30 個類型等。畜禽資源涉及20 多個物種，570多個品種[5]。我國擁有森林、灌叢、草地、荒漠、高山凍原等主要陸地生態系統類型，沼澤、湖泊、河流等內陸水域生態系統，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等海洋生態系統類型。
3、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取得的主要成就
3.1 開展生物資源調查、收集與生物多樣性編目，基本摸清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本底
生物多樣性編目是進行生物多樣性研究、保護、利用和管理的基礎。自20 世紀50 年代開始，我國開展了全國范圍的生物資源調查，在此基礎上編研出版了《中國植物志》、《中國孢子植物志》（含《中國海藻志》《中國淡水藻志》《中國真菌志》《中國地衣志》《中國苔蘚志》等分志）、Flora ofChina、《中國藥用植物志》、《中國動物志》（截至2022 年已出版173 卷）等志書。為全面掌握我國生物多樣性受威脅狀況，自20世紀80 年代開始，開展中國受威脅物種評估，并出版和更新了《中國植物紅皮書》《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中國物種紅色名錄》《中國生物多樣性紅色名錄》《中國藥用植物紅皮書》等。為加強我國珍稀瀕危物種資源的保護，發布并更新了《國家重點保護野生藥材物種名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等。自2008 年起，中國科學院生物多樣性委員會組織國內動物、植物、菌物等領域的分類學家，系統整理公開發表的中國生物物種數據，相關分類學專家逐條審定相關數據，最終匯編《中國生物物種名錄》，并且每年以年度目錄的形式發布。
在生態系統編目方面，在參考1949 年以來的野外考察資料的基礎上先后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植被圖（1:400 萬）》《中國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植被圖（1:100 萬）》。此外，1995 年出版了《中國的森林》《中國的草原》《中國的沙漠》《中國的土壤》《中國的沼澤》《中國的河流》《中國的湖泊》《中國的海洋》等介紹我國生態系統的叢書。我國目前正在編研《中國植被志》，并進行生態系統評估與紅色名錄研究。
在生物遺傳資源的收集和保存方面[6]，截至2019 年底，我國建立的國家作物種質庫（由1座長期庫、1 座復份庫和13 座中期庫構成）和48 個國家種質圃保存了340 種作物的50 萬份種質資源。我國已建立植物園（含樹木園）近200 個，保存植物2.3 萬余種。我國建設的國家林木種質資源平臺、國家藥用植物種質資源庫和國家牧草種質資源中期庫分別保存林木（含竹藤和花卉）資源6.8 萬份、藥用植物種質資源近3 萬份、牧草種質資源2 萬份。我國200 多個國家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區、庫）保存畜禽遺傳資源96 萬份，建設了84 個國家級水產原、良種場，國家菌種資源庫保存2500 多屬，28 萬株，300 余萬份微生物資源。編輯出版了水稻、小麥、大豆、棉花、油菜、谷子、紅麻、牛、羊、豬、馬、驢等品種志或品種資源目錄，并開展核桃、油茶等遺傳資源的編目工作。
3.2 推進多層級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保護重要自然生態系統和生物資源
自1956 年我國成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以來，我國已建立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如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水利風景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沙漠公園、海洋特別保護區、地質公園、國家公園等）1 萬余處，占據了我國18% 以上的陸域國土面積，涵蓋了約90% 的陸地生態系統類型和約70% 的國家級野生動植物。2015 年我國啟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2021 年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和武夷山5 處第一批國家公園。根據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我國將建設50 余處國家公園，總面積約占陸域國土面積的10%，將保護我國最具代表性的生態系統和80% 以上的國家重點動植物物種及其棲息地。我國正著力推動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自然保護區為基礎、各類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7]。
此外， 我國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模式進行了有益的創新。2011 年起，我國提出并逐步劃定國土空間管控的生態保護紅線，以維護國家生態安全[8]。其中，劃定生物多樣性保護紅線是生態保護紅線的重要內容之一。初步劃定的生態保護紅線涵蓋了全國生物多樣性分布的關鍵區域，預計完整的生態紅線將涵蓋全部的國家關鍵保護動植物的棲息地和超過95% 的最有價值的生態系統。
3.3 推動生態修復工程等促進野生動植物種群的恢復
除了開展自然保護地建設和遷地保護外，自1978 年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的生態修復工程，如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三北防護林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等，尤其是近年來開展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程、長江十年禁漁計劃等將保護和提升生物多樣性作為重要目標。這些生態修復工程不僅改善了整體的生態環境質量，也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起到積極作用。此外，自20 世紀90 年代開始，我國全面實行禁槍禁獵，并且嚴厲打擊野生動植物交易的違法活動，開展“綠盾”自然保護區監督檢查專項行動、“碧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專項執法等。這些措施使得受威脅動植物種群（如大熊貓、朱鹮等）和其他野生生物實現恢復性增長。
3.4 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已深入人心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護，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積極推動生態文明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建設。2011 年國務院成立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來統籌協調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制定并實施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 年）；我國還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社會經濟發展、國土空間規劃和生態環境保護規劃中。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逐步完善，頒布或修訂了《野生動物保護法》《環境保護法》《生物安全法》《種子法》《森林法》《草原法》《漁業法》等。通過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宣傳和科普活動，全社會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顯著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念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者。
4、面臨的挑戰與應對
4.1 生物遺傳資源編目與挖掘任重道遠
盡管當前某些類群的物種編目還較為薄弱，如尚無全面的包括所有昆蟲和無脊椎動物的物種名錄，但總體上我國物種編目工作得到了良好的推動。由于生態系統可大可小，小到一滴水、一片林地或草地，大到整個生物圈，都可以算作一個生態系統。因此，生態系統編目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制定較為廣泛接受的、較為嚴格的等級系統。陸地生態系統可以以植物群落分類系統為基礎，根據植被類型劃分生態系統類型。但水域生態系統類型的劃分尚缺乏統一的標準。此外，由于生態系統一直處于動態變化中，尤其近幾十年來人類活動加劇導致生態系統結構和類型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生態系統編目更加需要與生態系統監測緊密結合。與物種編目和生態系統編目進展相比，遺傳資源的編目工作量更為巨大。雖然我國積極推動對遺傳資源（尤其是針對重要栽培植物、畜禽、漁業遺傳資源）的收集和編目，但相比于海量的遺傳資源，目前開展的生物資源的收集、編目工作仍然相對不足。未來不僅需要依托生物遺傳資源調查計劃加強對生物資源的收集、編目，還需要加強對品種的分子鑒定和優良優異性狀基因的挖掘工作。通過對野生物種尤其栽培植物和畜禽的野生近緣物種優良基因的挖掘，可為育種和品種改良提供豐富的材料。
4.2 自然保護地體系有待優化
盡管我國保護地數量和面積逐漸增加，并形成了多層級、多類型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但是，一方面，機構改革前我國自然保護地主要由部門主導、地方自愿申報設立，由于不同地方的認識存在差異，一些重要的生態系統類型和野生動植物棲息地沒有被納入自然保護地范圍，導致存在保護空缺。例如，目前缺乏針對藥用植物和牧草的自然保護地。另一方面，我國各類自然保護地隸屬于不同部門。例如，風景名勝區的業務主管部門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地質公園、海洋公園為自然資源部，森林公園、濕地公園和沙漠公園為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水利風景區為水利部，而自然保護區則可能隸屬于生態環境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自然資源部、農業農村部、水利部乃至中國科學院所管理。這種多部門交叉管理下，自然保護地存在著交叉重疊、多頭管理、土地權屬乃至邊界不清、破碎化和孤島化等問題[9]。這割裂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性，管理效果大打折扣。針對這些問題，未來應加強自然保護地建設的頂層設計，尤其是抓住建設國家公園這一契機，整合交叉重疊或相鄰的自然保護地，同時識別保護空缺區、建設生態廊道等增強自然保護地體系的連通性。
4.3 地方傳統優良品種的喪失依然嚴重
盡管野生生物及其生境的保護取得良好成效，但是栽培或飼養品種的單一化造成了遺傳多樣性的下降和地方傳統優良品種的喪失。例如，1949 年之前我國大約有1 萬種小麥品種在種植，目前僅有十幾個品種在種植[5]。這主要是由于新品種的適應性更強，新品種的推廣使得許多長期適應于特定環境、具有某些優良特性但產量不高的地方品種被放棄。與此類似的是，畜禽新品種的大規模引進和集約化生產，使得地方品種生存空間大大縮小，加劇了地方畜禽品種的瀕危甚至消失。我國過去幾十年大規模的人工造林也存在樹種單一甚至品種單一化的問題。如根據第九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表明[10]，全國人工林面積7954.28 萬公頃，位居全球首位，但85% 為純林。而且人工純林主要集中于少數造林樹種或樹種組，樹種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降低。在空間上，許多人工林基地的同一樹種甚至單一無性系集中連片分布。盡管人工純林在短期內可以起到迅速改善區域生態質量的作用，但從長遠看，遺傳同質的人工純林將面臨巨大的潛在生態風險，如病蟲害的增加和生產力的下降等。
為了遏制我國傳統栽培植物和飼養品種消亡的形勢，不僅需要相關部門和機構加強品種普查、進行搶救性的收集、保護和繁殖提純復壯乃至立法保護，更需要扶持涉及傳統栽培植物和飼養品種的產業，通過延長產業鏈，提升附加值，打造特色優良地方品種品牌，來促進農戶和相關企業積極開發利用傳統品種，實現保護和利用的統一。
針對當前大面積人工針葉純林，可以通過近自然的經營方式改善樹種組成和群落結構，加速其近自然演替進程，從而增強森林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提升林地生產力和生態系統服務。在進行生態修復時，對水、熱、土等自然條件良好的區域應充分利用自然之力進行天然恢復或人工輔助天然恢復。在營造人工林時，避免選擇外來速生樹種構建單一人工林，應根據生態系統的結構和種類組成，選擇本土植物構建地域性植物群落，將提升生態系統質量作為重要目標。
4.4 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共享的意識和能力依舊不足
盡管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在我國已經深入人心，但有關生物遺傳資源的保護意識和能力仍然有待加強。實際上，生物遺傳資源由于具有較高的研究和商業開發價值，一直是各國研究機構和公司爭奪的重要資源。200 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生物遺傳資源豐富國家搜集物種資源，在此基礎上開發出藥品、化妝品、保健食品和農業新品種。近幾十年來，國外科研機構和公司以合作考察、收購等不同方式搜集我國生物資源。然而，我國多數農戶、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尚缺乏足夠的遺傳資源保護意識。部分農戶將一些重要的遺傳資源如栽培植物的野生近緣種視為雜草對待，有些科研人員在與國外交流合作時將我國重要的生物遺傳材料作為實驗材料提供給國外人員或機構，造成了生物遺傳資源的流失。我國在遺傳資源管理和立法上仍不健全，客觀上也為遺傳資源流失提供了條件。如我國目前的專利權保護分離培養微生物本身，但不關注自然生境中微生物遺傳資源產權的歸屬，這不僅影響到微生物所在地區的利益，也成為我國微生物遺傳資源流失的重要原因[11]。
在管理上，需要設立或指定專門的生物遺傳資源管理部門或機構，并健全各部門的協同聯動機制，在此基礎上推動相關政策、制度的落實和法律法規的完善。通過培訓等提升生物遺傳資源的相關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生物遺傳資源保護與惠益分享意識；通過科普活動和媒體宣傳提升基層管理人員和農戶乃至全民對生物遺傳資源的重要性和保護的必要性、緊迫性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