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的今天，“當代醫學桂冠詩人”奧利弗·薩克斯逝世。他用一個個精彩的案例故事記錄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神經科學的迅猛發展，更為“帕金森神藥”左旋多巴的傳奇故事留下了一個精彩的注腳。

作為一名神經科學家，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實在不算成功。他不是把面包屑掉到離心機里，就是搞丟實驗記錄和樣品；他的論文要么被拒，要么遭到同行的猛烈批評。

然而在實驗室之外，他是被病人喜愛的醫生、被讀者喜愛的作家。他將一個個奇特的病例寫成故事，作品被翻譯成 25 種語言，被改編成電影、戲劇，《紐約時報》稱他為“當代醫學桂冠詩人”。這一切的聲望和榮譽，或許還得從那場失敗的臨床試驗開始。

“神藥”登場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薩克斯還是牛津大學的一名醫學生的時候，神經科學界正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1957 年，瑞典科學家阿爾維德·卡爾森（Arvid Carlsson）指出，多巴胺并非去甲腎上腺素合成過程中的中間產物，而是一種獨立的神經遞質。隨后他用動物實驗證明，多巴胺的前體左旋多巴（levodopa）能夠有效逆轉利血平造成的運動不協調——這種狀態與帕金森患者的癥狀非常相似。

接下來，醫學界開始嘗試用左旋多巴治療帕金森癥。有些試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些試驗使用了相似的劑量卻毫無成效。直到 1967 年，喬治·科奇亞斯（George Cotzias）使用了一項大膽的方法：把左旋多巴的用藥方式從注射改為口服，逐漸增加劑量，最終把劑量從最初的毫克級增加到每天 16 克，才在帕金森病人身上取得了穩定的療效。科奇亞斯的發現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年輕的薩克斯也沒有錯過這個消息。

此時，薩克斯已經到紐約落腳，在貝絲·亞伯拉罕醫院（Beth Abraham Hospital）當住院醫生。這是一所慢性病醫院，收治了約五百個患者，其中有約八十人是昏睡性腦炎（encephalitis lethargica）的幸存者。昏睡性腦炎如同 20 世紀初的一場夢魘，許多人被困其中，從未醒來——要么是生命的沉睡，要么是心智的沉睡。薩克斯眼前的這些病人就患有各種復雜的后遺癥，許多人出現了帕金森癥的癥狀，有的已經在醫院里度過了數十年的混沌歲月，所有的記憶和心智狀態都被定格在二十年代。既然左旋多巴能讓帕金森病人“解凍”，那么它能不能喚醒眼前這群患者呢？

夢醒時分

經過重重審批，薩克斯終于拿到了還在實驗階段的左旋多巴。他的雙盲臨床試驗于 1969 年 3 月開始，最初參加的只有 6 個病人。藥物的療效很快開始顯現：失敗率是 50%，但已經遠遠超出了安慰劑效應。于是，試驗開始數周后，薩克斯便決定讓醫院里所有的腦炎后遺癥患者用上左旋多巴。

1969 年的夏天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度過。患者們紛紛煥發生機，不僅恢復了行動能力，認知能力和情感也在恢復。薩克斯寫道：

“這樣的整體蘇醒或活力與 20 世紀 60 年代的神經解剖學概念截然相反，當時的神經解剖學將運動、智力和情感中樞看作是相當獨立于大腦的部分，與后者并無交流。”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問題開始浮現。患者對藥物劑量變得極度敏感，而且反應也出現波動，甚至有些病人每次用藥后的反應都不一樣。薩克斯意識到這件事非同小可。他開始隨身攜帶攝像機，并且搬到醫院附近，長期值夜班。他將左旋多巴稱為“某種奇怪的個人時間機器”，在另一本書里，他記錄了一名 63 歲的女患者在用藥后變得極度亢奮，不斷回憶起二十年代流行的黃段子和打油詩，那可能是她發病前最后一段鮮活的記憶。

奇怪的沉默

1970 年，薩克斯開始將這些病例投稿到《柳葉刀》（Lancet），并成功發表。不久后，他又給《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寫了一封信，描述了自己的 60 個病人連續一年服用左旋多巴的整體效果，包括長期用藥導致的種種古怪而無法預測的狀態。然而這一次，學界的回應卻是“一片奇怪而相當可怕的沉默”。直到幾個月后，雜志的通訊欄目被嚴厲的批評淹沒。同行紛紛否認了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其中一封信指出，就算情況屬實，也不該發表，因為這樣會“對左旋多巴的治療反應所必須的樂觀氣氛產生負面的影響”。

接下來，哪怕薩克斯不再描述個案，而是盡量使用“正統”的方法，寫出塞滿了數據和圖表的論文，他的研究也一再被退稿，甚至受到激烈的批評。薩克斯后來回憶：

“我悲傷地感到，我再也不可能在醫學期刊發表論文了，除非我背叛自己的臨床經驗。”

與此同時，薩克斯發表在《柳葉刀》上的病例報告又被《每日新聞報》（Daily News）轉載，令患者家屬非常憤怒。而薩克斯則感到驚訝，他本以為這些文章僅限于學術交流，不會進入公眾視野。這件事讓他第一次意識到，這是個灰色地帶。

蘇醒的作家

真正喚醒薩克斯的詩人氣質的，是那些被薩克斯“喚醒”的病人。在療養院度過大半生之后，病人們強烈感覺自己已經被世界遺忘和拋棄，希望有人能講出他們的故事。于是，薩克斯為每一個病人和醫院都起了化名，將這些案例寫成了《蘇醒》（Awakenings）。在他即將滿四十歲生日的時候，這本書在英國出版了。媒體對《蘇醒》給予高度評價，然而醫學界卻再次報之以沉默。不久后，薩克斯被貝絲·亞伯拉罕醫院解雇。

薩克斯與院方的矛盾由來已久，或許是因為他反對將病人嚴格管理，為此多次破壞醫院的規定。他曾經用摩托車載著一個病人出去兜風，滿足了她的遺愿，回來后幾乎被當場開除。在下一家醫院里，薩克斯不愿意將病人關進隔離病房，而是帶他們出門散步，院方指責他破壞了醫院的“治療性懲罰”制度，這次輪到薩克斯憤而辭職。

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里，薩克斯在紐約的葉史瓦大學（Yeshiva University）教授神經科學，同時接待少量的病人，并繼續寫作。他出生在一個醫學世家，又從小接受良好的傳統文學教育，繼承了 19 世紀的“臨床軼事”寫作風格。他從來不把患者抽象為某幾種癥狀，而總是設身處地去想象他們的人生，想象疾病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么。他寫道：

“所有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精神世界，自己內在的旅程與風貌；而對大部分人來說，這些內在的東西，是不需要跟哪條神經連在一起的。”

因為對神經遞質的研究貢獻，卡爾森等人于 2000 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左旋多巴至今是治療帕金森的首選藥物。而薩克斯的《蘇醒》也成為左旋多巴傳奇故事中最富戲劇性的注腳，這本書得到了書評人和前蘇聯生理學家亞歷山大·盧瑞亞（Alexander Luria）的高度贊揚，并獲得了 1974 年的霍桑登獎(Hawthornden Prize),這是頒發給 41 歲以下“想象類文學”作家的一個獎項。它改編而成的電影《無語問蒼天》于 1990 年上映，拿到了三項奧斯卡提名。

至于左旋多巴能否治療昏睡性腦炎后遺癥，恐怕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確切的答案了。最后一批患者早已去世，試驗的見證人和講述者也離開了我們。